日军第四师团被誉为“大阪师团”，在历史上极为著名。其声名显赫的原因之一，就是这支部队的行为常常与主流的战争策略格格不入。尽管友军在积极进行侵略，他们却总是忙于做生意，甚至在战斗中时常表现得迟到或装病。有时即便与中国军队发生接触，他们也能假装视而不见。然而，一旦察觉到有利益可图，第四师团立刻展现出极强的活力，甚至在价格合适时金策宝，不惜将武器出售。
在日本二战期间的好战气氛中，第四师团简直成了另类的代表。然而鲜为人知的是，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，也有一支队伍同样能够“越打越富”。这支部队不仅能拿出大量资金帮助百姓，甚至还能凭借强硬手段从日本商人那里“勒索捐款”以支持抗战。这个传奇的部队正是新四军，它在那个极度艰难的时期，展现了另一种鲜为人知的面貌。
1941年初爆发的“皖南事变”标志着国民党和新四军关系的破裂。蒋介石不仅断绝了本就微薄的粮饷，更诬陷新四军为“叛军”，并计划撤销其番号。1月20日，中央宣布重建新四军。但此时，新四军的境况已经极为困难：在国民党严酷的清洗下，损失惨重，元气大伤，粮草断绝，生存危机迫在眉睫。
展开剩余75%尽管新四军有着革命根据地的支持，但百姓的生活也已经被战火摧残，几乎无法提供足够的经济支持。面对这种困境，新四军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。在高层领导们为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而头疼之时，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张云逸灵光一闪，突然有了一个点子。
某次会议前，官兵们因闲暇无事纷纷开始吸烟，然而这些“香烟”其实是将各种树叶卷成纸卷的自制品，烟雾弥漫，味道难忍，甚至有士兵连这种烟都抽不上，必须从战友手中捡起未熄灭的烟蒂继续吸。这一幕深深打动了张云逸，起初他觉得心疼下属，但很快他便有了新的想法：既然过去的香烟都是由国民党供应的，既然双方已经闹翻，为什么不尝试自己生产呢？
经过一番考虑，张云逸觉得这个主意可行，恰巧新四军刚攻占的一座县城中，有一家即将倒闭的卷烟厂。这家小厂在外国资本和国民党财阀的压榨下，日子越来越难过，于是新四军主动与厂主联系，提出由军队出资并派人管理，而厂主则获得两成的利润分成。无奈之下，厂主答应了这笔交易。
1943年5月，经过一番紧张的准备，卷烟厂正式投入生产，每天的生产量达到了600条。该厂推出了一款名为“飞马牌”的香烟，名字由军长陈毅亲自定夺，包装设计也由淮南日报社的专业人士完成，广告语虽简单却别有一番风味：“国营烟厂是人民的烟厂，人民应当吸自己的香烟。”不久后，官兵们的香烟需求得到了满足，剩余部分被用来换取资金。
通过新四军的地下网络，这些香烟迅速突破了敌军的封锁，流入了根据地的各个角落。由于“飞马”香烟品质上乘而价格低廉，很快吸引了大量忠实顾客。在“飞马”香烟的支持下，新四军不仅解决了自己的资金问题，还通过这些利润购买了新式装备，进一步壮大了自己的队伍，甚至让整个皖江地区得以恢复生机。
不仅百姓喜爱“飞马”香烟，连汉奸也对其趋之若鹜。新四军看准了这一点，通过伪装成商人接近汉奸头目，送一些香烟作为交换，渐渐地开始向他们索要武器，甚至有汉奸为了免费香烟，不惜出卖日军情报。例如，某伪军队长便将日军前往盱眙县扫荡的消息告诉了新四军，结果新四军提前部署，成功消灭了这股日军。
到了抗战后期，“全民搞生产”的新四军积累了惊人的财富。据资料显示，1942年底至1945年初，仅7师上交给军部的资金折合黄金约为13.25吨。1944年，华北遭遇旱灾，2师便拿出1600万元用于赈灾，而新四军出资修建的“黄丝滩大江堤工程”也为数百万人民和400多万亩土地带来了福祉。
资金的充裕使得新四军能够不断更新武器装备，甚至与小规模的日军正面作战。有趣的是，解放战争期间，华野的部队有时会向新四军借技术人员，因为新四军手里有更多的先进武器，有时面对困难的战斗时，他们不惜动用重型武器。
有趣的是，曾经在中国各地横行无忌的日本商人，在经过新四军的地盘时，时常被强行拦下，不得不“自愿捐款”支持抗战。为了达到这一目的，新四军通过层层设卡，使得日本商人无法逃脱，苦不堪言。而对于日军来说，皖江的革命根据地实在是一块“硬骨头”，他们轻易不敢招惹。
从这些鲜为人知的细节中，我们可以看到金策宝，抗战中的人民军队并非仅仅是勇猛的战士，他们也有着灵活应变的一面。这些事迹，恐怕在传统的教科书中很难找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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