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抗日战争期间，1938年武汉保卫战后，八路军逐渐取代了国民党正规军，成为中国抵抗日军的主力力量。据日本军方的统计资料显示，八路军和新四军成功击败了超过6%的侵华日军盈股网配资，并几乎消灭了所有伪军。
那么，在与日军的战斗中，八路军是否有一种战术，能够做到伤亡最小而敌军损失最大呢？当时担任八路军129师师长的刘伯承元帅对此作出了肯定的回答。
他的这一发现发生在1942年的一次反“扫荡”行动中。1942年春夏之交，日军发动了对太行山北部的大规模“扫荡”，目的是摧毁八路军129师的主力。5月30日，约300名日军押运粮草和财物的骡马队经过辽县苏亭，八路军第385旅769团1营3连的教导员王亚朴率领部队主动选择了敌军的补给线进行伏击。
展开剩余74%经过侦查，他们成功找到了敌军的踪迹。王亚朴立即联系辽县七区的民兵支援，民兵们快速在敌人必经之路上埋下了地雷，并与3连一起在公路两侧的山岗上设伏。不久，敌人前锋部队就踏响了地雷，造成20余人伤亡。后续的敌军部队乱成一团，这时，民兵从山岗上推下滚石，石块轰然而下，撞击声震耳欲聋，敌人顿时被打得人仰马翻。部分敌军逃向附近的河滩，但又在慌乱中触发了埋设的地雷。趁机，3连的战士们迅速用步枪、机枪和掷弹筒展开猛烈攻击。
这次战斗，3连和民兵共消灭敌人140余人，缴获骡马80余匹，成功解救了大量被日军劫持的民夫。3连仅损失1名战士，民兵没有一人伤亡。刘伯承看到战报后，赞赏有加，并指出：“这场战斗中，正规部队与民兵配合，地雷、滚石与火力相结合，成功实现了伤亡最小，打出了非常典型的伏击战。”
在这次反“扫荡”作战中，129师还成功摧毁了潞城至黎城公路的敌军补给线，发动了多次袭击，击败了试图从拂有村和东流村撤退的敌军。129师参谋长李达兴奋地向刘伯承报告：“其余的小规模战斗还更多。统计数据显示，太北区的反‘扫荡’行动中，我们攻占了敌人据点29个，破坏铁路40余里，炸毁火车3列，汽车27辆，摧毁封锁沟和封锁墙90余里，击溃伪组织317个。”
这场反“扫荡”持续了十多天，日军除了在根据地进行掠夺、屠杀和焚烧外，未能重创129师主力，反而损失惨重，最终不得不在6月上旬结束“扫荡”，撤退到邯长公路沿线休整。
在反“扫荡”的这段时间里，129师师部不断转移。每当驻扎下来，刘伯承便抓紧时间研究作战材料。有一次，看到王亚朴连和其他基干部队的战报后，他对李达说：“根据这些报告，我计算出敌我伤亡的对比。伏击战斗中，敌军伤亡116人，而我们只损失1人；在袭击战中，敌军伤亡2.94人，而我们则伤亡1人；在麻雀战中，敌军伤亡53人，我们伤亡1人。”
“其他部队的报告也证明，伏击战术是我军最有效的战术。”刘伯承进一步分析说：“游击战争中的三种主要战法——伏击、袭击、急袭，哪一种最有效，当然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。但是一般来说，伏击战是最合适的。对于麻雀战来说，最好也多采用伏击战术。伏击的战法可以分为阻击、侧击和尾击三种。从空间角度来看，侧击比阻击更好，而尾击则较弱。但无论采用哪种战术，最重要的是出敌不意。”
李达点头说：“少数部队常常缺乏战术准备，往往被迫应战，这就失去了主动性，伤亡也大。”
刘伯承说道：“可以给部队发布一条指示，告诫他们：当没有把握胜利时，必须避免不必要的战斗。但避免战斗并不意味着不做战斗准备。要反‘扫荡’，打击日军，最好的战术还是伏击。”
因此盈股网配资，伏击战成为了129师在与日军作战中最常用、也最有效的战术。根据《十大元帅：解放军十大统帅鲜为人知的历史》一书的记载，刘伯承等元帅的战术理念和传奇战绩在历史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这本书也成为了当年的畅销书，曾一度位居中国军事图书热卖榜的第一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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